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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助推改革以法治巩固改革成果

时间: 2017年04月12日   来源:   作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会全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新路径,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进军号角。

 

  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体系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因此,改革与法治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35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而正是在这35年中,我国的法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低到高、从粗线条到成体系、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两者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与成功绝不是巧合,而是有着高度的耦合性和必然性,因为改革说到底是要打破旧的体制机制、建立新的制度体系,而法治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助推、保障和巩固成果的效用,两者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需互促、共同发展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吹响全面改革号角的重要会议,其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治必将再一次承担起助推改革、保障改革、巩固改革成果的伟大历史使命。

 

  《决定》首先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不断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我们不断推进治理能力建设,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基础和支柱的作用。

 

  《决定》直接指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决定》要求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等。以上这些内容,从顶层的高度点明了法治的要义,直接描绘了法治的“正面战场”,直接明确地阐述了法治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联系。

 

  《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着力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看到,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不少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等制度机制创新,改革那些不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解决那些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切实把“蛋糕”分好。法治,不但在做大“蛋糕”方面不或可缺,而且在分好“蛋糕”方面大有可为,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来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旨在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列为“重头戏”,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决定》围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6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创新性的政策措施。经济体制改革更加离不开法治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克服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竞争不充分的弊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好政府职能;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如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使“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落到实处;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等等,法治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继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国家战略之后,这次《决定》作了进一步具体落实,作出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决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法治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也应当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因此,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便成为当务之急。此外,有关生态环境的立法比较抽象、可操作性不强,环境违法的责任偏轻、违法的成本偏低,行政处罚设计不尽合理、程序不够规范,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也是造成环境保护诸多问题的原因,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安排与执行来切实加以解决。

 

  《决定》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即“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而这个“决定性成果”的实质性体现,就在于“形成体系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法治在巩固改革成果、通过制度来使改革成果定型方面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法律至上;二是良法之治;三是限制权力;四是保障人权。相对应地,第一,法治的过程首先要将改革的制度性成果,诸如制度设计、政策规定等,上升为法律法规,进而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第二,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寻找“良法”,而法治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使之法制化;第三,这次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由“基础性”作用被重新定位为“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被要求向“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变,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未尝不可;第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增进人民福祉,这是对人权的最好保障。因此,法治在巩固改革成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其基本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当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成熟定型”也是相对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成熟定型”。同时,正因为需要“不断完善”,所以法治应当不断地助推改革、保障改革,不断地巩固改革成果。(原载于《行政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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